刘希明教授在第20个教师节再获教学优秀成果表彰

题记：他曾是军人，也曾是我校人文社科学院第一任院长；他学会了发短信、用e-mail，讲课却从不轻易使用多媒体；他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，他的一生只是平凡的一生，可是他却教会我们如何积极地面对人生。当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回首往事，追求的居然只是“做个好人”。

当笔者再次见到刘教授时，他依旧是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，满头倔强的白发，一根根，苍劲有力，写满坚韧，犹如他的个性，与年前讲课的样子没有丝毫改变。他和蔼地走在前面给我带路，随着这高大笔直的身影，听着铿锵有力的脚步，我逐渐走进了一个饱含人生哲理的精神世界。

曲折经历

刘希明教授六十年代毕业于空军导弹学院，毕业后从军，担任导弹控制工作，负责地空导弹的无线指令发射。在这期间曾随军转战华北、东北、西北，驻扎过沙漠、荒原、海岛及原始森林，站过岗，喂过猪，办过宣传队，当过政治干事，也曾任技术参谋。

十五年后，他从部队退役，来到地方，负责成人教育，先后在培训教育中心对工人进行文化提高教育,进行数学、物理等学科培训，还在电大辅导，担当班主任，做过成教理论研究员，之后又曾在车间担任书记。

1992年，他才正式开始普通高等教育的工作,先后教过形势与政策、人生哲理、企业思想政治、大学生心理健康、领导科学概论、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。曾任我校人文社科学院第一任院长。

现已退休的他，仍担任校督导员职务。

面对挫折

人生在世,不如意十有八九。刘教授说，自己在一生中也遭受过许多挫折，家庭、工作、生活中总有不如意的地方。

刚退役那会，一下子从部队的组织与纪律中走出来，回到地方，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大的转变。没有了严格的规范及言出必行的军威，人便一下子陷入了苦恼之中。由于状况、层次、背景不同，负责教育的他并非一帆风顺，一时间不适应，便病倒了。“当时是神经麻痹，要住院治疗，另一方面还要搞好工作。晚上九点下班，就从广安门骑自行车去西四扎针，十一点回来，还要照顾老人孩子，确实很艰难。后来由于扎针伤了肝导致中毒，不得不住院，曾一度病危。而在当时，医学上这种情况完全恢复的概率只有不足百分之十。”在家庭方面，刘教授上有近八十的母亲，下有未满周岁的孩子，其夫人崔老师又正值担任高考班教学工作，此外还面临着经济上的重重困难，其窘状可想而知。

但在这期间，刘教授始终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，相信自己会好的，他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而且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自己的责任还未尽到，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，自己还存在着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正是在这样的目标和信仰支撑下，眼看着比自己病轻的病友悄然逝去，他却毅然挺过病危报告，产生抗体，彻底康复，甚至在以后的数十次体检中都没有任何异状，成为医学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。

此后，进入石化学院，接触“两课”教学，刘教授又面临着一次考验。当时在德育室工作的一共只有三位老师，而他们却面临着党中央“两课教育是大学德育的主阵地”这一时代要求的严峻考验。“当时我们压力很大，由于这是一不完整的学科体系，既要得到学生的认可，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。”

那时在全国范围内开“两课”的大学并不是很多，一切都还只是在研究商讨之中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鉴，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，而且当时的思想教育教研室同时还担任学生工作部的工作，要负责学风纪律及查岗等职责。刘教授他们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在教学上取得实效，一方面还要对这门课在素质、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的作用做进一步深入研究。而与之相应的马列教育则在五十年代就已趋完善，这无形也给他们造成很大压力。对此当时有一个贴切的形容：马列教育在打出的力道上犹如人的右手，而德育教育则如人的左手。为了让德育教育站住脚，刘教授每天都要做大量工作，在这样繁重的工作压力下，他还每天照常跑班车。过度疲劳常常使他有恶心呕吐的感觉，甚至是想哭的冲动。

但每时每刻他都要求自己：刻苦勤奋，求真务实。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，他们最终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信仰，在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让这一学科体系发展壮大起来，其独创的“五环节单元教学法”，荣获“1994年北京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”三等奖，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“要素环节整体优化”的教学方法，并且逐步实行分章节教学，充分发挥了教师们的优势，最终成为了与马列教育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精品课。此后，在德育教研室的基础上，他们又建立了文化艺术教研室，并与马列室组合成立了人文社科部，乃至发展成为今天的人文社科学院。

为人师表

对于教师这一职业，刘教授是这样评价的：光荣、高尚，但不易取得成就，用一个贴切的词形容就是“人梯”。刻苦勤奋，求真务实在刘教授看来仍是一位教师不可缺少的品质。“作为一位老师首先应做的就是表率作用，要自己在言行上达到一定境界，然后才是做学问；说大话，有几个见地，发几篇文章并不难，可这不是为人师表的灵魂和本质。”

可在教学实践中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拿当前普遍使用的多媒体教学来说，首先应肯定其客观作用，“毫无疑问，这是未来的必然趋势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，因为它可以生动地呈现知识，让同学们有效地吸收，提高课堂效率。”但他同时认为，这“之一”决不等同于“唯一”，它不可能囊括长期积累起来行之有效的教学规律和教学环节，有时也一样存在弊端，例如现成的幻灯式教案容易养成个别教师的惰性。备课是课下对知识的准备，而不是对操作的准备，他们在没有理解教学内容的情况下，只讲究技巧是不行的。

当大学老师更不是一件很容易、很轻松的事，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为重大。在刘教授看来，当前大学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有着见识多、适应力强、对社会反应强烈等优势，可条件优越、众人关注这一特定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们集体意识淡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吃苦耐劳、脚踏实地的精神。具体表现为好冲动、逃课，缺乏求知欲。作为教师应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，但也要给他们以真、善、美的引导，让他们趋向成熟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，刘教授在教学上也煞费苦心，他和德育教研室的老师们共同将新生关于诸如“什么是大学”、“人生的价值”、“初入大学”这样一些专题演讲稿编辑成册，名为《成材路上的思考》，共计三辑四册，约百万字，不仅收录同学们的感悟，还在出版以后返还同学们进行二次教育，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，从而延伸了课堂教育效果，以此帮同学们顺利渡过大学的适应关，乃至渡过大学关。

“思想是人存在的基础，而目标和信仰将决定将来的道路，关键是你以怎样的态度面对，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，只掌握些高深知识，对社会对个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价值。想到此，我就会有强烈的使命感。”

在这样的动力下，他把讲课看作是师生双主体互动且力争取得实效的过程，并把情感交流作为其中重要的环节。“知、情、意、信、行五大要素之中，情是纽带，是润滑剂，也是产生兴趣接受知识，取得教育成效的催化剂。在交流中我也总能看到真情，我对同学们的真情，以及同学们对我的真情。我不奢求‘两课’对学生有一生的影响，只希望每个人从中学到东西，哪怕一点点。”讲课在刘教授看来更是一项高深的研究，他始终存在着一种使命感，要将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传授给学生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思想健康，具有法纪意识，避免学历高、智商高，最终却落得惨淡结局。

正是刘教授的这种真情，深深打动着他的每个学生。去年十一月份，在他给信03级学生上完最后一节《领导哲学概论》课就要离开讲台时，学生代表手捧鲜花走向讲台，并发表了激情感人的致词。谈到此，刘教授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，眼中透出欣慰的光芒，隐约中闪烁着感动……这种事发生在大学校园，不就是对一位教师最高的荣誉吗？正是这样，刘教授在退休座谈会上说：“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累，可在教师节里，我的生日里，能收到学生们的慰问和祝福，知道同学们记得我，这就行了，我就很满足了。”

做个好人

“我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在这期间我的感悟也不尽相同。”

刘教授认为20—35岁在部队的这十五年是自己生命中最宝贵、最精华的部分。在这期间，他进行了品格的塑造，并形成了对待事业的态度，如为了目标勇敢前进、敢于付出、敢于面对。“我清晰地记得部队救火的情景，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，火光就是命令，那种场面是很感人的。这种组织性、纪律性，可以使你克服任何困难。”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锤炼了性格，坚定了信仰。

在基层工作的十年间，是他认识社会的十年。在这个阶段，他与工人进行思想交流，看到人际的不公，感受世态百味；也看到基层工人的纯朴善良，学到了地方干部的优秀品质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升华，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更加深刻。

    从教的十几年间，是他有时间坐下来冷静思考、认真总结人生的阶段。教学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，使他可以将自己的总结和感悟一点点地传授给他的每个学生，让他们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，更学到了可以直接拿来用的经验。

从这样的三个阶段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刘教授所面临的较大挫折都是处在转型阶段。当一个人习惯于某个行业时，他的思维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并形成定势，要从中走出对每个人来说都要经受考验，但刘教授每次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

他是怎样做到的呢？

    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做个好人，这是刘教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“做人要实在点，要勤奋；人总有不足，人不是强者，如果要做强者，必须勤奋，用努力弥补不足；做人务事，愚一点，认真一点，反应慢一点，本分点，不怕笨，只要求真务实。”用刘教授的一副对联总结就是“学识苦渴勤补拙，做人悟事愚至真”，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“在一生中，其实我只有一个很朴素的追求——做个好人。”刘教授笑着解释道，不过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，不是自己说了算，但也并不应该太注重别人的评价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身后留下什么名声，更不是为了什么回报，只是求得问心无愧，求得心里踏实。正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理念下，他努力地为社会做着贡献，时刻存在着一种使命感，并以此为信仰，在困难时刻激励着自己。“信心、信念、决心、目标要始终如一，要坚持下去，不管目标有多朴实简单，都要当作一项事业认真去做。”

发挥余热

刘教授也有一点遗憾，就是赶上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，导致自己要学的没学透，要做的没做好。但他并不后悔，“人生总是不确定的”。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他就不会有这样的综合素质，不会从理工科转行到“两课”教育，他的人生也将会被重新改写。

退休后的日子应该相对清静多了，然而，刘教授并不只想像大多数的老人那样“无事一身轻，尽享天伦乐”。他依旧往返于学校与住宅之间，对年轻教师进行听课指导，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高级党课培训教育。刘教授表示，他想做一个健康的老人——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，而且也会尽量争取多做些事。在退休仅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就收到同学们近百条短信及邮件请他就感情、生活、学习等方面的困惑予以帮助，刘教授对其一一答复，还与不少同学进行了认真交谈。

“老马伏骥谈不上，为同学们解决困难，发挥余热，总是可以的，争取在人生最后划上个圆满的句号，还做个好人。”平实而又简单的话语，道出了一个老教授的心声，然而，要实现这样一个简单字眼又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呢？

（大学生记者团）